和谐忻州进程中的城镇收入差距问题探析

2007-4-10 8:45:46

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构建和谐忻州，是实现全面建设忻州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忻州发展中各种不协调问题的客观要求。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出现及其扩大化趋势日益成为构建和谐忻州中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之一。研究忻州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影响，探索如何合理调控居民收入差距，建设与和谐忻州相适应的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新型收入分配体系，是构建和谐忻州进程中一个重大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现实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忻州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不可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还不是十分完善，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法律、政策、管理尚未健全等原因，居民收入存在许多问题。据调查资料显示：忻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0年的974元，增加到2006年的8114元，十六年间绝对额增加7140元，增长7.33倍，平均每年以13%的速度递增。从总体上看，忻州市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已进入“小康”水平。然而，在人均收入普遍大幅增加的同时，居民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社会分层日渐明显。1992年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最低收入户为1）是1.31：1，1998年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最低收入户为1）是2.15：1，2004年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最低收入户为1）是2.66：1。而这一差距还在急剧扩大，并在某些方面呈加速趋势。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劳动者个人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经济因素，也有个人主观原由。不管原因是什么，出现了差距，出现了贫困，而且还在持续加速，这是无益于构建和谐忻州的。概括起来造成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轨是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
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勤劳致富的积极性，致使一部分劳动者、一部分单位和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与此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大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科学技术落后，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等原因，造成长期亏损，难以维持生产经营，开始出现关、停、并、转，大量的失业、下岗职工随之产生，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并不断扩大。
（二）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2006年忻州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采掘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16326元、15124元、14513元。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其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6257元、6397元、7810元。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的收入比最低行业的收入高8516元，忻州职工平均工资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呈逐年迅速拉大的态势。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功能不足进一步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一是对高收入者调控监管不力，主要是税收征管缺乏对高收入者监控的功能。这对工薪阶层而言，个人所得税每月由单位代扣，利息税由银行代管，监控比较严格，不存在漏洞。而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如民营企业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大户以及能获取高额“灰色”收入的人，由于这些人收入来源多，收入透明度差，加之收入分配不规范，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税务部门征管手段落后，有关部门执法不严，监管显得乏力，存在较大漏洞。据有关资料介绍，1999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了330亿元，只占应征额的约50%。
二是对低收入群体缺乏有效保护。尽管已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济困、基本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做到了应保尽保，但是由于财力有限，投入不足，加之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困难状态，因而不少职工名义上有保障，实则不然。从而使许多再分配的形式（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分配制度）具有“逆向调节”的特征。
（四）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有些单位钻政策的空子，采用非法创收、罚款、提留等形式，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有的人无视党纪国法，从事非法活动；极少数党政官员，利用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利，贪赃枉法、贪污受贿，进行权钱交易，造就出一批大款；有的人不顾群众安危，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有的人偷税漏税把应上缴的巨额税金据为己有，变为个人收入等等。
三、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判断
（一）定量判断
在“八五”期间，忻州市城镇居民收入高低收入户的收入之比是，1992年占调查户10%的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42397元，而占调查户10%的最高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55336元，高低收入之比（以低收入户为1）为1.31：1。
在“九五”期间，高低收入户的收入之比是，1998年占调查户20%的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36158元，而占调查户20%的最高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77557元，高低收入之比（以低收入户为1）为2.15：1。
在“十五”期间，高低收入户的收入之比是，2004年占调查户20%的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6194元，而占调查户20%的最高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16469元，高低收入之比（以低收入户为1）为2.66：1。
以上高低收入之比说明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应当引起社会的注意，加以解决，为构建和谐忻州，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定性判断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忻州市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的拉动来实现。
第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决定消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消费需求结构及消费货币差距的拉大，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所形成的多层次购买力及多层次消费需求，推动了以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的生产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进而促进并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忻州市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合理，特别是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43.96%，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投资的影响。“八五”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忻州市城镇居民收入总量迅速增加，对居民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金融资产向少数人群积聚的分布格局，加速了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为居民投资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仅以2003年末的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数量与1994年末比较，平均年递增14.6%。（全国资料显示）
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所形成的金融资产分布格局，使直接投资比重提高，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镇高收入的专项调查资料显示，高收入户在投资方向选择中比重最高的是股票，占33.07%。其次是商业和服务业，占20.42%，均排在国库券之前。
三是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金融资产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从2006年忻州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私营个体经济占6.8%，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投资总额达到953008万元，比2004年增长46.73%。
2、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居民收入分配是各个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最终体现，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态平和程度、社会关系协调程度以致社会形势稳定程度。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
各种有关对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民间调查表明，近年来社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始终集中在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腐败、社会风气、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变化，关注的次序有所变化，其中对贫富差距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从不被关注，到开始关注，再到极度关注的演变过程。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百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当前领导干部最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机构人事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其中收入分配问题受关注程度位列第一。而社会各界对收入差距的关注焦点又主要集中在起点、机会不公平引致的收入结果的差距上。
综合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影响的分析，忻州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多地体现为激励和促进的作用，面对社会稳定和公众心态的影响，逐步地表现出不公平感，却仍在人们的主观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但目前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很快，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很大，这种隐患不容忽视，一旦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不利于和谐忻州的构建。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中低收入阶层银行储蓄存款的积淀，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货币资本向实物资本的转化，也延缓了储蓄资金向消费资金的转化，从而不能在投资和消费两个路径上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有效的传导作用。二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金字塔”状的收入阶层分布，导致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三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差距的扩大，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间的循环效应——收入水平高（低）→教育投资水平高（低）→下一代就业竞争力高（低）→收入水平高（低），这将不可避免地给未来低收入群体的代际延续埋下隐患，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四是收入差距过分的扩大会给忻州市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增长势头造成一种潜在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影响。
四、合理调节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忻州的必然要求
忻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不仅要解决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等，而且要更注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有效地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现在收入分配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稳定两个方面。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在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体制改革中，必然产生不均等的分配，不均等的分配在部分人手中形成资本积累及较高的购买力，成为这一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在高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带来了失业人数的增加和贫困人群的扩大，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人们承受力的极限时，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来看，激励作用、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逐步地表现出的不公平感，也基本在人们的主观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我们认为在构建和谐忻州中一定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是构建和谐忻州的物质基础。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会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到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收入群体，获得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其消费是有限的，很大一部分资金作为存款；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欲望，但受到有限收入的限制，实际消费支出很少，又由于受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必须拿出一部分收入储存起来，用于小孩教育等；中等收入群体，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可是面对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时，他们必然会产生危机感，这样促使这部分社会群体储蓄偏高，消费支出较少。因而，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此外，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也导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降低，从而降低了投资热情，进而影响到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是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忻州的基本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现行的分配原则。我们认为对该原则，在不同时期的理解和运用要从实际出发有所侧重。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效率，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公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突出了。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差距过大是突出问题，说到底是一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得不到公平的满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策差异等多方面原因，出现了极少数人暴富和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的不正常现象。随着差距的不断扩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中穷者即弱势群体，由于受到各种限制而参加社会的机会少，创造财富少，收入水平下降。当差距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时，就容易产生过激行为，成为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
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方方面面，但首要的是实现财富分配的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为建设和谐忻州，我们一定要把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把握在适度的范围内。（周立荣）